逆袭西方 中国携手新加坡后来居上(转贴)


一手缔造新加坡“奇迹”的李光耀逝世,使中国再度兴起有关“新加坡模式”的争论。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同样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是一个重要的学习榜样。学习的领域以经济为主,近年来对其遏制腐败的手段、城市建设和管理,乃至政治制度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兴趣。但新加坡与中国国情既有类似之处,也存在极大差异,中国也从不缺乏对新加坡的形态持批评意见者。

  有评论称,仍然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与堪称发达国家的新加坡在很多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应当参考学习,但是不会以之作为自己未来发展的目标模型。其与中国类似的政治制度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可,这也增添了中国坚持“三个自信”的定力。如果说新加坡是成功的话,那么这一国家的成功缘于其在独一无二的自身的情境中作出了最契合自己的最有利的选择。其区别于西方模式定义的符合自身特点的制式才是其价值所在,而不是这种制式本身

 

                                                      李光耀缔造新加坡“奇迹” 

 

新加坡叛逆西方 为中国树立榜样

  对新加坡的学习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已经开始。新加坡是邓小平上台后为数不多的到访国家,其经验令邓小平情有独钟。中国对新加坡经济及管理经验的借鉴和学习始终未有间断,后来在江苏、广东等地出现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特区、与外资合作的产业园区等形式或多或少都有新加坡的影子。

  习近平似乎也对新加坡颇多注意,而且习近平在福建担任福州市委书记之时,与李光耀也有所交集。据悉,习近平在2010年曾率队访问新加坡,并且可能授意央视制作有关新加坡政治和社会管理体制的10集纪录片。中共十八大稍过后,中国官方媒体兴起了一场报道解读新加坡发展模式的热潮,讲新加坡如何处置群体性事件、反腐如何打“苍蝇”、为啥没有“公务员热”等等,使新加坡政治社会相关研究再次成为中国显学。尽管如此,新加坡式发展道路或“新加坡模式”对中国的意义仍然是相当有限的。

  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出现以后,尽管中国也曾先后大规模学习苏联与美国,但也从未忽视对自主性的强调。邓小平的说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上任之初也已经作出表态,包括“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三个自信”、“鞋子论”等。因此,着眼于中新两国差异极大的国情,也可以推知这种学习其实是一种选择性的学习,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参考、借鉴和探索。而其衡量标准就是在中国的实践成果。

  即使是西方观察者也普遍认为,新加坡是一种成功的发展形式。对于不走西方路的中国来说,同样异于西方的新加坡的成功已经打破了西方模式将是历史的终结的共识,这正是新加坡的价值所在,而不是其具体的制度和特定路径本身。因此,虽然新加坡的方式不能完全在中国套用,但是其成功对中国已然是一种榜样和激励。

  其实,经过中国30多年“摸石头过河”式的探索、改革和教训经验总结之后,主政者自然会对国家发展道路形成一套系统的自我认知,基于各地区具体情况而不断调整所生成的发展模式亦会形成一种惯性。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过去所取得的巨大物质成就以及由此产生的全局性变化,证明其自我探索确实是相当成功的。尽管同时也产生了十分严重的问题和危机,但这些都在过去两年里被迅速化解。中国当下所呈现的整体向好的发展形势,以及对中国颇为挑剔的国际舆论的转向认可,都能够增强中国对自己发展道路的自信和定力。

  中国远景优于新加坡?

  有观察人士指出,既有新加坡,又有中国,其实还有台湾、韩国、日本,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制度模式各有不同,但是放在一起就能轻易发现其共同之处。这些都处于儒家文化圈内,其现代化程度普遍高于周边同时期起步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与日韩相比,中国、台湾、新加坡又都是以华人为主体,其制度模式也一度极为相似,也即实行一种威权式的政治制度。

  中国官方将“新加坡模式”概括为“威权政治+开放的市场经济”,从毛泽东独裁式政治走出来的邓小平所用的治国之法被评为“新权威主义”,继承父志的蒋经国施行的也是类似的统御之术。一方面,将自由民主奉为圭臬的西方对此颇多指责;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和地区却又都实现了远超周边的经济发展速度,以致相继出现了“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崛起”。

  一般认为,这些华人地区的发展是一种蹩脚式发展,压制自由民主等方面的政治进步而让步于经济建设,因而不可持续。然而,近年来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却不可避免地陷入动荡和经济衰退,以及中国所代表的“威权”式政权依然保持了“超常”的发展趋势似乎说明,这种政治威权和经济发展其实是不可或缺的“一体两翼”。

  中国执政者认定,一个社群的发展最重要的是物质的发展,而物质的发展需要稳定有序的环境和正确有规划的引导。在这一剧烈变化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一些难以协调的矛盾,比如在调动和激发各方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对利益的普遍追求与既得利益格局的矛盾,执政者自身的转变和适应,维持适当的差距和分化,兼顾各方正当诉求并遏制其不合理的欲求。而要处理好这些棘手问题,就需要有一个带有强制性力量和权威的策划者、引导者、决定者、裁判者。

  这个集多重角色于一身的个人、组织、政党或国家,显然并不好当。不仅是因为任务复杂艰难,还因为其本身也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利益。而且相对于那些慢跑前进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其狂飙突进式的发展形式固然能够迅速提升综合国力并显著改善民生,但也会导致其他方面的问题,这在中国主要体现为官场腐败、官民矛盾、贫富分化和生态环境恶化。这在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先行一步的新加坡和台湾似乎是避免了这些。这是中国亟需反思的地方。

  不过,中国也有值得认可之处。即便在表现相对较好的华人为主的国家或地区,如何把持执政党的威权程度仍旧是一个难题。新加坡在经济和法治方面确实表现卓越,但其文化软实力不振却是一大缺憾,这是中国需要竭力避免的一个问题。台湾则在蒋经国民主化改革之后“改头换面”,也陷入如颜色革命国家类似的境遇,发展前景堪忧。香港似乎也要步台湾后尘。相对而言,当下的中国则表现出了更强的战略定力,其发展势头虽有稍缓但基本会延续下去。

  那么,与其他华人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究竟特殊在哪里?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关键之处或许就在于处理好了“民主”与“共和”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有三点:一是仍然坚持本党一党执政,保障长远规划的继续施行,同时对自身进行现代化转型改造,也即其新提出的“四个全面”里的“全面从来治党”;二是逐步收缩执政党与政府的权力边界,进一步向市场、社会、个人等放权,以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发挥主体作用;三是在原有制度基础之上重建一种能够在中共主导下实现共融、容纳各方的“共和制度”,使国内各方能够找到自身位置,体现自身利益,如此既能契合民主发展的历史趋势,又不致颠覆现有体系。




Posted by zcadmin @ 04:21 PM MDT [ Comments [0] ]
 
 
 
 
所有评论 | All comments:

留下评论 | Post a comment:
  • 输入评论后请回答以下问题,点击“提交”
 

<< 返回

 
 
网站浏览点击数统计: visitor cou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