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马俑二号坑再发掘引人遐想
（来自瞭望）
兵马俑二号坑再发掘引人遐想
近日启动的秦俑二号坑第二次发掘工作将利用高科技手段，把现场采集到的信息在信息库中进行比对，通过技术分析建立起文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完成多学科综合分析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冯国郑凯伦
站在威武雄壮、军容严整的秦兵马俑前，参观者无不感到震撼。而目前展现在公众面前的1000余兵马俑只是这座“地下兵营”的冰山一角。围绕秦兵马俑的众多谜团，依然埋藏在厚厚的黄土之下。
近日，秦俑考古队开始对兵马俑二号坑进行第二次发掘，计划发掘面积200平方米。和第一次发掘相比，这次发掘工作又能向人们揭示兵马俑的哪些秘密？
首次发掘：绿面俑称奇
1974年３月，临潼县农民在打井时发现兵马俑残片，考古队随后在此发现一号坑。1976年５月，考古队在一号坑北侧探测发现二号坑，并对其进行局部试掘，发现二号坑是一座地下土木结构建筑，呈曲尺形，东西最长处96米，南北最宽处84米，深约５米，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
兵马俑专家、前兵马俑考古队队长袁仲一介绍，在1994年开始的二号坑第一次发掘中，考古人员测算：二号坑埋藏有陶俑、陶马约1400余件，战车89乘、骑兵鞍马116匹，陶俑总数少于一号坑，但却独具特色，可谓“兵马俑的精华所在”。
二号坑分战车方阵、骑兵阵、弩兵阵和车、步、骑混合方阵四种。四个小阵有机结合，构成一个曲尺形大阵，形成“大阵套小阵，大营包小营，阵中有阵，营中有营”布局，可发挥多兵种混合作战的威力，是帮助我们了解秦朝军事组织的重要资料。
二号坑个体陶俑不仅种类齐备，其彩绘颜色保存情况也明显优于一号坑陶俑。
秦兵马俑原本都施有彩绘。在经受了两千余年火焚和自然侵蚀后，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时，躯体已支离破碎，彩绘大多脱落，仅存斑驳残迹，极个别的陶俑相对完整，身上残存颜色较多。而即便是这部分陶俑，在出土几分钟内也会起翘、卷曲以至脱落。据专家介绍，因为二号坑没有经过火烧，很大部分是木头自然腐朽塌陷，因此彩绘颜色保存较好。截至目前，已出土的224件陶俑基本都保留着彩绘面貌。
在二号坑已出土的陶俑中，最令人称奇的是一件绿面俑。1998年，兵马俑二号坑的一个过洞出土了８个跪射俑，皆有彩绘，其中７个俑的脸部颜色是粉红色，与人的肤色相近，只有一个俑特殊：除了头发、胡须、瞳孔是黑色外，这一跪射俑的脸部全是石绿颜料涂成的绿色。
“绿面”有何意义？有人猜测这是工匠偶然为之，也有人认为制造该俑的工匠可能是色盲，还有人猜想绿面俑可能是秦代“狙击兵”，绿色起到今日迷彩的作用，等等。学界对这一问题持谨慎态度，认为进一步判断尚需新的发现。若此次发掘可以出土更多绿面俑或其他面色的陶俑，将成为此研究领域的重要证据。
总之，对二号坑的首次发掘工作，填补了历史上对秦代军服记载的空白，再现了秦代军人服饰的风格特征；彩绘俑的发现为研究秦代手工业作坊对陶质器物的施彩工艺及其艺术内涵提供了新思路。
二次发掘：保护技术升级
相比二号坑的首次发掘，近日启动的二次发掘工作将利用高科技手段，把现场采集到的信息在信息库中进行比对，通过技术分析建立起文物间的内在联系，完成多学科综合分析。这也是首次把考古发掘和现场文物保护相结合的一次挖掘。
此次挖掘，最大的难题在于文物保护，而文物保护的技术难点在于保护彩绘。秦兵马俑形体巨大，其出土清理需要较长时间，而暴露的彩绘必须及时处理。据了解，在70年代初对一号坑进行的首次发掘中，由于缺少彩绘修复技术，大多数出土陶俑的彩绘很快就褪色、脱落了。
袁仲一介绍说，直到1988年成立了专门的课题组，彩绘秦俑的保护才真正走上正轨。上世纪90年代，秦俑考古队与德国巴伐利亚州文物部门开始联合科研攻关，选用抗皱缩剂和加固剂联合处理法，经过对多种工艺方法进行综合评估和对比实验，研发出综合利用喷涂、点涂、注入法等一整套适用于发掘现场的保护工艺，边保护彩绘，边清理俑体，从而为暴露出来的彩绘及时穿上“保护衣”。于二号坑出土的绿面俑就受益于此项技术。据了解，保护技术的成熟也是考古队选择于今年启动二号坑第二次挖掘的一个原因。
对于此次发掘目标，秦陵博物院兵马俑二号坑考古领队朱思红说，通过第一阶段的发掘，考古队获取了二号坑棚木以上的信息，了解了它的布局结构；对棚木以下的东西，当前的了解仅限于刚发现二号坑时进行试掘的那部分，信息量很有限。
朱思红透露，1976年的试掘限于当时的钻探与资料，缺陷在所未免。比如二号坑第一单元，在习惯上叫弩兵方阵，其实应该叫弓弩兵方阵，因其有弓亦有弩。此次发掘将进一步证实这一发现。此外，按照原来资料，地下埋有跪射俑、立射俑，但也可能会出现别的文物，目前尚未完全暴露在外面，此次发掘将对此进行探索。
随着技术进步，对曾经发掘过的秦俑坑再发掘，可望产生新的发现。以2009年开始的秦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为例，新考古成果层出不穷：2012年，研究者首次发现一件与战车伴出的皮质漆制彩绘盾牌，是战车上士兵用于防护的兵器，对研究秦人军制、葬俗习俗等均有重要意义；2015年3月，考古人员发现一件2200多年前的弓弩，其弓弦、弓背、弩机和最新发现的“檠”等都轮廓鲜明、保存较好，尤其是“檠”的首次“考古复原”，让人们对古代人如何使用和保护弓弩有了完整认识，也解决了兵器史和科技史上的一些问题。
期待破解谜团
朱思红强调，考古更重要的是对考古问题的解决和认识。藏于地下两千余年的兵马俑史书未见记载，自然留给后人大量问题和谜团，其一就是兵马俑的性质究竟是秦始皇“地下兵团”、秦朝宗室陪葬品，还是秦国用来训练军事指挥官的“军校”？
1974年以来，考古队先后发现了秦俑一至四号坑。其中一号坑最为宏大，总面积达14000余平米，兵马俑数量也最多，预计有6000多件，可能是秦始皇步兵团队。三号坑面积很小，但其地位却最高，疑似军事指挥机构。二号坑，则是多兵种混编。四号坑中没有发现陶俑，空空荡荡。自初次发现一号坑以来，学界与社会初步形成兵马俑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秦俑是始皇陵“地下军团”等认知观念。
建筑学学者陈景元则认为，兵马俑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品，甚至与秦始皇毫无关系。他认为，主流说法的最大疑点在于，兵马俑距秦始皇陵封土的直线距离1500米，作为陪葬品不符合常规。秦始皇曾经下令将陵墓向外扩展“三百丈”。陈景元称，秦时的“三百丈”只有690米，在秦始皇陵东墙1000米之外的兵马俑，怎么可能在“三百丈”的界址之中呢？
对于陈景元的观点，袁仲一说，秦皇陵面积目前所知是56.25平方公里，周围包括兵马俑在内多处发现都是秦始皇陪葬品。陵园西边有小型马厩坑，东边有修陵园人墓葬，北边有动物坑等，距始皇陵封土都很远，所以兵马俑坑在帝陵东墙千米之外很正常。至于“三百丈”记载，都是古人的约数，不能用今天的长度标准换算。
陕西省地质矿产局研究员孙嘉春则提出兵马俑坑是秦国军校遗址的观点。他认为，三个俑坑呈环抱之势，将未放置俑的四号坑簇拥中间。其中三个放置俑的坑是内涵不同的列兵场，未放置俑的四号坑是操练军队的练兵场和用兵俑、马俑、战车推演阵法的演兵场。这样解释，秦俑四坑就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孙嘉春指出，兵马俑距离秦始皇陵外城墙有一千多米，作为陪藏品位置有些偏远。此外，他认为俑坑为一半地下室建筑，不具备陪葬坑所必需的隐蔽性，而具备实用的开敞性特点。
各种说法莫衷一是，均需要未来的考古发掘工作提供更多的资料来验证。对二号坑的第二次发掘，或许可以得出有助于解决这一课题的关键证据。
不仅秦兵马俑的性质不明，就连其设计者身份也尚未可知。一英国学者甚至认为秦俑的设计，很可能受到希腊文明影响。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讲师卢卡斯·尼克尔在《亚非研究快报》（2013年10月刊）上写道：“兵马俑极有可能是当时希腊与中国文明交流的结果。”
尼克尔指出，在秦俑之前，中国及相邻地区没有制造真人大小塑像的传统，秦始皇可能曾受中亚诸国启发，而后者又受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公元前330年前后）的影响，成为泛希腊文化的一部分。他在文中写道：“雕刻家试图通过骨架、肌肉和筋腱描述运动中的人，这种对人体的理解当时只在受希腊影响的欧洲和亚洲流行。”
我国考古界近年来也在修建兵马俑的劳工中发现了西方人的踪影。2003年初，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陵考古队在秦兵马俑博物馆门前约500米处，清理一处为秦始皇陵烧制砖瓦的窑址时发现了一座墓葬，埋藏有121具人类骨架，是两千年前为修建秦始皇陵而死的劳工。科学家随后对骨架进行了DNA鉴定，发现了一个具有“欧亚西部特征”的个体。专家推测，在汉代“丝绸之路”之前，东亚人群和欧亚西部人群间就可能已经有了较为频繁的联系，甚至出现了一定的基因交流。
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李刚也在新著《天下第一商帮：陕商》中提出，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国在秦始皇时期就已经与西方展开了较大规模的交往。李刚举《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的秦朝商人乌氏倮为例。秦始皇时，乌氏倮用自己的牲畜交易来一批丝绸，用其与西北少数民族部落首领交易更多的牛羊。李刚说，经过这些部落首领和中亚、西亚商人的中介，中国的丝绸最终运达罗马。
若中西往来在秦始皇时期已有较大规模，尼克尔的观点也就有可信之处：修建始皇陵的劳工中有“当时的西方人”，设计兵马俑的建筑师中为何不会有西方人？
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继续，围绕兵马俑的谜团将在未来一一得以澄清。□